民国废旧历,民国春节曾经不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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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对学校的假期做了规定:  “暑假,专科以上学校以七十日为限(起六月二十三日讫八月二十四日)、中等学校以五十六日为限(起六月三十日讫八月二十四日)、小学以五十日为限(起七月五日讫八月二十一日)。寒假,各级学校一律定为十四日(起一月十八日讫一月三十一日)。”   规程规定将寒假统一定在了1月18日到1月31日。粗看起来,并没什么问题,但广大学子却纷纷抱怨。因为春节是个阴历节日,每年在阳历上的日期行踪不定。这样规定寒假假期,就很难保证春节的时候正好放寒假。

图片 1=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1937年,来到乡下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图片 2=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1932年,着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内的学生 民国二十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对学校的假期做了规定: “暑假,专科以上学校以七十日为限、中等学校以五十六日为限、小学以五十日为限。寒假,各级学校一律定为十四日。” 规程规定将寒假统一定在了1月18日到1月31日。粗看起来,并没什么问题,但广大学子却纷纷抱怨。因为春节是个阴历节日,每年在阳历上的日期行踪不定。这样规定寒假假期,就很难保证春节的时候正好放寒假。 那时候有个期刊叫《学校生活》,该刊1934年某期登了一篇有趣的小诗说:“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这首小诗,是几个中学生游戏之笔。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即“废历元旦”,按规程规定各校早已开学。这一天,在学校上课的学子心不在焉,牢骚满腹。 中学生叫苦,大学生也不满。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记载了他1932年到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生活。1934年春节这一天,季羡林在日记写道:“今天学校里照常上课。”我猜他写下这句话时,心情肯定是沮丧的。 因为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表达了对过年的无限怀念:“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类似记载,在新近出版的考古学家夏鼐的《夏鼐日记》中,也有不少。 当然,教育部门也并非完全不近人情,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寒假进行调整。如1938年北京市教育局向市政公署递交了一份修改寒假日期的申请说:“二月一日已届夏历十二月中旬,且距规程规定之春节假期甚近。外地学生及教员在假期归家者事实上似难如期到齐。”因此申请将1939年的寒假改为2月17日至3月5日,以便将春节包含在内。 但这样的申请,并不是每年都能通过的。1935年的春节是2月4日,按规程规定已经开学四天。各学校申请延迟寒假,教育部没批准。一位教育界人士悲观地预测,过年那几天学校肯定是“校钟仍咚咚,教室则空空”,不会有几个人来上课。 民国的寒假如此“坑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1912年1月1日,民国肇建,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但此后十几年,民众狃于旧习,旧历难以尽废。特别是阴历大年,民众更难舍弃。 结果是,政府提倡阳历元旦,老百姓过着阴历大年,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民国政府也只能顺应风俗,不加禁止。阴历大年往往还会放年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统一,政府定鼎南京,宣布“训政”开始。1929年,全国一派火热气象,新政府踌躇满志,宣布全国使用“国历”,废止阴历。从此,阴历被称为“废历”。 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规定严禁印制阴历日历、月份牌,报刊印刷、账务往来只能使用“国历”等,试图从各方面清除旧历的影响。“过年”作为旧历的标志,自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打压。 政府还规定“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传统过年的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一律移到新历元旦举行。有人甚至喊出了“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声势不可谓不猛。上述《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此规程完全无视传统过年习俗,颟顸无理,让师生叫苦不迭。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采用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正式称为“春节”,并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恢复了人民过年的权力。 新中国的暑假一般是七八月,正是全年最热的时候,是名符其实的“暑假”;寒假则一般在春节前后十五天左右。其关注点并不单纯是“寒冷”,而是“春节”。这样的放假方式很麻烦,因为每年都需要根据春节的具体日期安排校历。但它顺应了人民群众过年的习俗,受到师生的欢迎。 中国台湾地区的寒暑假制度,基本沿用民国《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只是对寒暑假日期略有调整。规定暑假以六十日为限,寒假以二十一日为限。 2010年,台湾地区“教育部”根据测算,发现每三十年就会有约六次春节在寒假之前或之后,因此对规程进行了修改,规定“教育部”有权根据春节具体日期,对寒假日期进行调整。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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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

  那时候有个期刊叫《学校生活》,该刊1934年某期登了一篇有趣的小诗说:“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这首小诗,是几个中学生游戏之笔。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即“废历元旦”,按规程规定各校早已开学。这一天,在学校上课的学子心不在焉,牢骚满腹。   中学生叫苦,大学生也不满。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记载了他1932年到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生活。1934年春节这一天,季羡林在日记写道:“今天学校里照常上课。”我猜他写下这句话时,心情肯定是沮丧的。   因为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表达了对过年的无限怀念:“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类似记载,在新近出版的考古学家夏鼐的《夏鼐日记》中,也有不少。   当然,教育部门也并非完全不近人情,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寒假进行调整。如1938年北京市教育局向市政公署递交了一份修改寒假日期的申请说:“二月一日已届夏历十二月中旬,且距规程规定之春节假期甚近。外地学生及教员在假期归家者事实上似难如期到齐。”因此申请将1939年的寒假改为2月17日至3月5日,以便将春节包含在内。   但这样的申请,并不是每年都能通过的。1935年的春节是2月4日,按规程规定已经开学四天。各学校申请延迟寒假,教育部没批准。一位教育界人士悲观地预测,过年那几天学校肯定是“校钟仍咚咚,教室则空空”,不会有几个人来上课。   民国的寒假如此“坑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1912年1月1日,民国肇建,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但此后十几年,民众狃于旧习,旧历难以尽废。特别是阴历大年,民众更难舍弃。   结果是,政府提倡阳历元旦,老百姓过着阴历大年,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民国政府也只能顺应风俗,不加禁止。阴历大年往往还会放年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统一,政府定鼎南京,宣布“训政”开始。1929年,全国一派火热气象,新政府踌躇满志,宣布全国使用“国历”,废止阴历。从此,阴历被称为“废历”。   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规定严禁印制阴历日历、月份牌,报刊印刷、账务往来只能使用“国历”等,试图从各方面清除旧历的影响。“过年”作为旧历的标志,自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打压。   政府还规定“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传统过年的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一律移到新历元旦举行。有人甚至喊出了“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声势不可谓不猛。上述《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此规程完全无视传统过年习俗,颟顸无理,让师生叫苦不迭。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采用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正式称为“春节”,并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恢复了人民过年的权力。   新中国的暑假一般是七八月,正是全年最热的时候,是名符其实的“暑假”;寒假则一般在春节前后十五天左右。其关注点并不单纯是“寒冷”,而是“春节”。这样的放假方式很麻烦,因为每年都需要根据春节的具体日期安排校历。但它顺应了人民群众过年的习俗,受到师生的欢迎。   中国台湾地区的寒暑假制度,基本沿用民国《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只是对寒暑假日期略有调整。规定暑假以六十日为限(起七月一日,讫八月二十九日),寒假以二十一日为限(起一月二十一日,讫二月十日)。   2010年,台湾地区“教育部”根据测算,发现每三十年就会有约六次春节在寒假之前或之后,因此对规程进行了修改,规定“教育部”有权根据春节具体日期,对寒假日期进行调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所以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文所述及的老舍含泪告别老母亲的一幕。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有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着名学者吴虞1915年元旦的日记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在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喊“春节快乐”会被当成反动派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们写的小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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