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能不能,考据为文史研究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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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述:近年来,对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需要厘清之处,特别是我们如何衡估信息技术在哪些方面给史学带来了变化,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因此,本文着重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探讨相关问题。

古籍数据库就像为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外面全是待开垦的沃土,就看研究者能不能冲出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说。日前,黄一农在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以e-考据与文史研究为主题发表演讲,分析了基于古籍数据库的e-考据对文史研究的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曾刊发黄一农题为《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的文章。

相较于传统时代,近些年的中国史学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主要是数字化引起的,在享受数字化便利之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基本的警惕之心,即数字化于史学研究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有好也有坏?以学界已有之探讨和笔者之感受,这种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相较于传统的文史研究,e-考据有什么独特之处?e-考据给研究者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第一,从正面看,史料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从反面看,"检索依赖"会造成史料的类型遮蔽,特别是反证材料的遮蔽?十数年来,国内外建设了数十个史学数据库或档案数据库?某些数据库,特别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古籍数据库,有多种检索功能,只要输入字词,就可以检索到数据库中所有的相关内容?此前需要经年累月阅读累积的材料,现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得到,可谓便捷?

e-考据不仅是技术更是态度

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由于史料量太大,数据库建设还难称详备?很多报刊?档案尚未数字化,在近期亦无大规模支持全文检索的可能?即使如此,这些领域获取史料也比过去便捷得多?一言以蔽之,与传统时代相较,数字化已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距离?借阅资格等阅读文献的障碍,使从业者可以获得?占有更多的史料?这是数字化时代给研究者带来的有益变化?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工作在文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古籍数据库已成为文史研究者常用的辅助研究工具。

不过,在享受方便之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数据库检索,同类史料检索是最容易操作的,但是异类史料检索是很不容易操作的?这很有可能导致史学研究对反证材料的进一步忽视?毫无疑问,忽视反证材料的史学研究,是不能经受时间验证的?另外,"检索依赖"也会导致对史料的解读脱离历史语境?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言:"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由无数孤零零的没有历史气息的材料断片的组合,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场域中的任何问题?"

古籍数据库给文史研究带来了巨大变化,有鉴于此,黄一农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序中首次提出e-考据的概念。他说,随着电子数据库的普及,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

第二,从正面看,史学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反面看,信息愈发嘈杂?日渐成熟的期刊论文库?报刊库等,使学术论文出版不久,就可以快速传递到需要者的手中,有关史学研究的专题网站?社交软件公众号,更是和移动终端结合起来,极大地消除了空间距离等史学信息传递的障碍?

黄一农表示:e-考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态度。海量的数据要求研究者有更强的问题意识,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的资源。比如,在考证曹雪芹是不是曹芹溪这一问题时,他就调动了题跋、诗文等一切有可能用到的资源。对于每一个有疑问的字词,都放到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此外,黄一农特别重视构建历史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图,这也是能够凸显古籍数据库优势的一个方面。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只要拥有数据库使用权和可登陆网络,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较快关注学界动态,并尝试开展研究工作?这在传统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种传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信息源制作者和受众的有意识选择?可能因为这种有意识选择,而忽略了大量其他信息,或制造了干扰信息?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e-考据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研究手段,是一种新的方向,未来肯定会有新突破。信息时代要求学者在掌握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具备掌握更多资讯的能力。大陆学者已开始较多地利用古籍数据库。

换句话说,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播在多元性增加?速度提升的另一面,是以牺牲了信息全面性?权威性为代价的?史学研究者如果接受的信息是单线的?片面的以及过多噪音,史学研究将会进一步碎片化,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虽然有"非碎无以立通"之说,不过尚未见学界找到"以碎立通"的良策?

e时代对文史研究者提出更高要求

第三,从正面看,量化历史研究的开展更加方便;从反面看,过度提倡量化研究容易丢失了"人"?以计量的方式研究历史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东西方史学家倡导,但手工搜集材料?统计数据,笨拙而易出错?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同类资料搜集变得快捷,数据的提取?模型的建构等,也更高效和精准?

目前,古籍文献数据化已是东西方学界的共同趋势。欧美几大电子文献出版公司如Gale、AdamMathew等,专门制作开发电子古籍资料库,很多海外名校也致力于此项工作。在海外,不仅有如EEBO、ECCO这样的大套综合型资料库,也有很多特定领域和主题的资料库。

近年来,李中清?曹树基?陈志武?孙圣民等学者利用明清以来保存的科举?户籍?刑事案件?经济档案等文献中的数据,来研究明清以来的科举?社会流动?人口变动?妻妾价格?经济发展等问题,已经取得了为学界关注的成绩?黄一农?金观涛等学者利用数据库研究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的尝试也颇为人瞩目?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等领域的量化历史研究,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

台湾清华大学游博清博士介绍说,古籍文献数据化给西洋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第一,过去由于基础馆藏的不足,研究西洋史或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常需至欧美各地图书馆调阅资料。而如今,在很短时间内,学者便能寓目研究课题部分甚至大多数的西洋古籍。第二,电子资料库机械式的全面搜寻能力和逻辑处理程式,能间接辅助人脑拥有一些以往无法操作的能力,也能让研究者查找出未曾想过的材料。第三,很多数据库已经拥有高解析度的图像,有助于研究者发掘问题。第四,由于史籍取得方便,中外学者之间很快便能就相同的史料进行讨论、对话。古籍数据化可以有效促进中外学界的交流。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量化研究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而且它的优点与风险同样突出?优点是可以处理大量散乱无序的数据,更规范地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一些演变轨迹,风险是由于处理的数据量太大,一个假设或关键数据错误,就会导致整个研究价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量化研究可能将无数个活生生的人,变换成冷冰冰的数字,而使史学失去了对"人"的核心关注,失去了温度?中国学院派史学已经基本丧失了叙述书写能力,如果再失去了对"人"的关怀与敬畏,中国史学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衰落?

不过,要在茫茫史料中搜寻到令人满意的材料,也取决于很多因素。游博清认为,对课题的认知与问题意识将决定搜寻的字词,而是否熟悉电子资料库的特性和搜寻技巧,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结果。e时代对文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以上三点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一些工作变得容易展开?比如编年体著作的编纂?词汇概念演变的梳理?史源的追溯,以及史学知识的普及等?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后感觉到,虽然影响是显著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属于工具层面?那么,我们禁不住要追问: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仅仅限于工具层面,还是会带来根本性冲击?或者说,数字化会重塑中国史学的基本作业路径吗?

黄一农告诉记者,目前海内外学者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在新的历史情形下,问问题的方式将会很大程度上拉开研究者的差距。充分调动电子资源的前提是构建自己的知识地图,培养对材料的敏感度,这样才能穷尽各种角度发掘问题,最快地觅得数据的所在,同时配合传统文史考据的方法,做深入的研究。年轻学者需要打开眼界,了解不同的学术传统,进而占领新的学术高地。

数年以前,黄一农教授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提出构建"e-考据学派"的想法,并指出:"如果我们无法在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资讯工具以强化梳理和钻研史料的能力,而仍旧安于文献的摘引?复述与排比,或将愧对科技进展所赋予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特殊条件?"

e-考据无法取代传统阅读

对于黄先生提倡的"e-考据",有的人赞同,有人质疑担忧?针对质疑或担忧,张瑞龙指出:"e-考据是传统文史考据方法在e时代的衍生?革新和研究手段的多元化?立体化,是e时代由于新工具和新方法的使用出现的史学革新,是一种新的知识类型?""e-考据"对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功夫,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因为"e-考据"不是"e搜索",而是一种"立体"史学?

尽管古籍数据库为海内外的文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学者普遍认为,电子检索永远不能取代传统的文献阅读。e-考据只是研究手段之一,并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

对于"e-考据",黄一农先生的理解是"最高境界就是去掉e"?换言之,在e时代,"文史研究依然航行在实事求是?质朴谨严?讲求'无一字无来历'的乾嘉学派的遗产大河里,只是e时代的后浪推将起来,把学术的标准抬得更高"?围绕"e-考据"发生的这场学术争论,规模不算大,却可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个不会轻易抹去的印记?因为这是中国史学从传统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过渡的第一场争论?数百年的现代历史学发展历程已经证明,新旧嬗变是常态?在新旧嬗变的过程中,对于新生事物,一定有人表示欢迎,也一定有人表达疑虑甚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以谨慎的肯定态度对待新事物,或许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向记者表示,古籍检索的手段可以解决很多以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看书时记忆比较模糊,很容易就能检索到准确的信息。现代科技手段给古籍文献研究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年轻学者不读书,就靠检索拼出论文。他们对于检索得来的文本的可靠性、文本的早晚、文本的真伪缺乏判断力,看起来是旁征博引,其实只是笼统地堆砌。事实上,电子检索永远无法代替阅读,原因在于:古籍库里的文本并未考辨精详,这些文献还需要利用善本来进行校对;在可检索文献以外还有大量文献,仅仅依靠检索文献做文章,缺乏系统学科力量感;并非所有检索出来的东西都能成为好的学问,大量阅读所形成的对文史的融会贯通是检索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电子数据库会使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但这只是一种高层次的机械化升级,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文献处理的问题,仍然需要动用学者所有的学术积累来完成。

其实,新生事物的提倡者,大多也是持此类态度?黄一农?张瑞龙等"e-考据"的实践者对于"e-考据"的思考已经说明了,"e-考据"是既有中国文史研究作业路径之升华和提高,而非要另辟路径?观之于其他实践者,也有类似的阐述?

黄一农也特别强调,构建知识地图最重要的途径还是传统的文史功底,e-考据不只是用数据库来考据,它与传统文史考据和阅读方式不是相冲突的,相反它必须与文史基本功训练同时进行。一个学者研究能力的高下,不是取决于他使用数据库的水平和熟练程度,而是他传统文史素养的深浅。

金观涛?刘青峰在其《观念史研究》中,强调无论是数据库的建设,还是利用数据库进行研究,都需要深厚的史学基本素养:"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仍是研究者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某一普遍观念的理想类型,这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如何对统计分析结果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解释梳理,从而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仍然要依赖研究者的创造和综合能力"?

即使是对历史学界不重视"定量研究"有所批评的李中清?梁晨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对各种历史材料的深入理解,很可能会在整合不同资料构建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产生种种问题?构建量化数据库并非单纯将历史材料'电子化',而是需要凭借历史学者对原始材料的深刻理解,创造性地进行归类和整合",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有对特定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才能选择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并正确解读分析结果"?

就是说,量化分析只是技术手段,根基仍是研究者长期努力形成的功力与见识?根据这些实践者的思考,我们已经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探讨的其实只是史学的一个面向,即史学研究?对于史学的另一个面向———历史书写,数字化的影响可能要更加微弱?古今中外,对于"良史"的基本要求是,抗拒外来的胁迫与利诱,秉持公心,"对于存留人间的史料充分掌握,对于许多看似混乱的事件提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解释,以及对于过去的真实,进行完整?生动而优美的表述"?

史学的核心永远是人,是人性创造了数据,而不是数据创造了人性?因此,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如果史学界还承认这一点,那么数字化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可能主要还是体现在形而下的工具层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书写的意识与技法?

○节选自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第14-19页。

○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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